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时节。春风拂过，杨柳发芽，桃杏开花，蜂蝶嘤嘤，猫儿发情。大好春光里，解冻的不仅仅是冰雪，不管是沉睡已久的愿望，还是刚刚播下的种子，此时都蠢蠢欲动。所以，春天是一个适合做事情，且常常会发生一些大事情的时间。
《春秋》记载：十有八年(鲁桓公十八年，公元前694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齐鲁会盟，纵然是外交大事，也要耐心去等，等到春暖花开，驷马之乘在大道上缓缓驶来。路旁是鹅黄的新柳，水上是戏水的鸳鸯，马车上鲁桓公姬允手挽貌美如花的文姜。但接下来，两国会盟于平静之地起惊雷，齐襄公与其妹文姜的苟且之事，直接导致了鲁桓公客死他乡。春天，与人的心思一样，于美好处孕育美好和希望，于邪恶处生发邪恶和凶险。
春日好时节，农人耕种，闲人踏青，那皇帝就干脆去巡视。西汉元和二年（85年）二月，汉章帝东巡，登泰山燔柴祭天。延光三年（124年）二月，汉安帝也东巡，也在泰山上搞了这一套。在泰山之顶，随着浓烟升空，报人间之事，得天之授意。来泰山，当然要好好视察一下济南国，济南国的长官为了迎合上意，给皇上说“凤凰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霍收何人？典籍中没有详细记载，但想必有富贵之相，要不就是家中梧桐满园。想想，在这春日的高山和乡野里，也不能免俗，也有着庙堂之上深刻的为官之道：春花已繁多，再多不嫌多。画龙需点睛，凤凰飞入舍。
春日里哪里景致最好，肯定有千百种答案，但“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意境，想必是春日里南山之美的独有秘籍。东晋隆安三年，南燕王朝燕平二年（399年）春，曾统治山东全境的南燕国主慕容德（鲜卑族），派使者来到济南南山柳埠，向朗公请教兴邦之术。竺僧朗，又称朗公，西晋佛教大师佛图澄的弟子，学界普遍认为他是济南佛教真正传播的源头。柳埠自古山川俊美，朗公在此创建了山东最早的寺院——朗公寺。随着朗公之名日隆，北方众多君主或贵胄，都曾通过写信、献礼供养的方式表达仰慕之情。在这春阳朗朗的日子，“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不知朗公向南燕的使者传授了什么兴邦御民之策，但传播佛家经法，阐释儒释之道想必是应有之义。隆安四年（400年），慕容德称帝，从他五年里推行的各种治国理政举措来看，确实深受佛家影响。春日里，一切都润物无声，如果再伴几丝雨气，那深山中的一份禅意怎能不令人心动而开化。
大隋开皇元年（581年）二月，杨坚继位，是为隋文帝。二月春风似剪刀，剪得窗花剪柳梢儿。万物生发，春日思情，春天来了，思念自己逝世的亲娘，皇帝也不例外。懂的都懂，济南郡又有应时之举，上书新帝：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名苦桃，为杨忠（杨坚之父）妻。亲娘吕苦桃已逝，但娘家尚有亲人，也算是值得安慰的事情。隋文帝杨坚赶紧下诏逝者改葬立庙，活人加官晋爵。其舅吕道贵，还被封为济南郡太守，但“顽劣不堪”，至于这个吕永吉，《隋书》说其“才识庸劣”。由此看来，杨坚母亲娘家也实在是不争气，白白浪费了皇亲国戚的人脉资源，也辜负了大好春日里，皇帝那一份思母之情。
盛唐贞观十七年（643年）春正月，大唐盛世，万象更新，太宗命大画家阎立本为二十四位功勋之臣画像，置于凌烟阁。济南人房玄龄（司空、梁国公）、程知节（左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秦琼（故徐州都督、胡国公），作为功臣被“图形凌烟阁”，这绝对算得上济南人的“高光时刻”和“名场面”。当然，这有赖于爱早起、信奉“春来早起靠自己”的太宗李世民。
北宋时期的济南，有数件好事发生在春意盎然的时节，这样的好事真的与这个时节很般配。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齐州北水门落成，曾巩撰《齐州北水门记》并刻石立碑，修建北水门对于济南城的意义无需赘言；熙宁六年二月，泺源堂与历山堂建成，曾巩再撰《齐州二堂记》并刻石立碑，其对济南的文化意义亦深远矣；熙宁七年，阳春三月，齐州知州李肃之主持筹建闵子祠堂，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十哲之一、以孝闻名的闵子骞立祠，更难能可贵的是苏辙撰、苏轼书的《齐州闵子祠堂记》。春天，就该多一些这样的好事嘛！这一年的春天会因此而被人们牢牢记下，后人在阅读春天的故事时，感受到的是深厚久远的文化芬芳。
此时，走在路上，目之所及，皆是大好春光。这每条路，都是人生之路，也都是历史之路。黄庭坚有诗：“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再好的时光，再闪耀的人生，都会过去，消于尘烟。珍爱此时此地此人，愿君一直热爱、眷恋、痴情和追求，不负春光！
作者:庞新华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