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学是一门以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为基础，研究西方古典文明传统及其历史文化的学科。近年来，古典研究概念被更加普遍化地使用，既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古典学，也包括对其他古代文明的研究。本文以古代西亚文明为例，探讨其与西方古典学的内在关联性。
西方古典学与古代西亚文明研究的建构
古代西亚研究依赖在西亚地区发现的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开展文字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研究。在当代学科体系中，包含亚述学、赫梯学等学科。亚述学、赫梯学的建立，缘起于西方人对东方的探险。西亚，在西方人眼中是遥远的东方，但也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地，是“应许之地”。18世纪后半叶，西亚开始成为英、法、德等国殖民扩张的目标，探寻发现古代文明成为主要口实。20世纪初，英国人沃利斯·巴奇爵士在评论德国人在西亚开展的考古工作时，曾犀利地指出：“至于在亚述和巴比伦的发掘，许多精明的观察家都指出，德国只是在开始梦想建立德意志东方帝国时，才开始认真地在这些国家进行发掘，而这个帝国则是通过巴格达铁路到达的。”
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圣经》和古典作家的记载成为重要参考指南。《旧约圣经》以及希罗多德、克特西亚斯、贝若索斯等古典作家有关巴比伦尼亚、亚述的描述被视为亚述学研究的传世文献，在世界文明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尼尼微、卡尔胡、巴比伦、乌鲁克等代表性城市的确认均得益于此。
随着楔形文字成功破译，亚述学最终建立。亚述学的学科体系是在近代西方古典学的基础上逐步建构起来的。14—15世纪，西欧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文主义为主导思想，以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为主要举措，古典学开始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两次工业革命后，英、法、德等国家大学中开始设立古典学专业，教授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研读、阐释古典作家的经典著作，研究修辞、语法等。亚述学学科体系沿袭古典学的基本架构，以研究古代文字、注释古代文献为主。亚述学的早期创立者大多拥有深厚的西方古典学功底，比如尼尼微的发掘主持者奥斯坦·莱亚德爵士，楔形文字的破译者亨利·罗林森等。参与破译楔形文字的人员来自西欧各国，包括德国的G.F·格罗特芬、挪威的Ch·莱森、丹麦的R.C·莱斯克、爱尔兰的爱德华·辛克斯等。有所不同的是，古代西亚文献绝大多数是出土文献，因此，考古从一开始就是亚述学、赫梯学学科体系中最主要的一环。19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加入古代西亚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建设，并逐渐成为另外一个研究中心，但学科体系架构并没有大的调整。
古代西亚文明研究的“西学”特征
古代西亚文明的研究主题、方法、理论的选择和构建大多围绕西方学界的传统话题，尤其集中在古代西亚文明与《旧约圣经》传统的关系，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古代西亚文明源头等。
《圣经》阐释学的基本方法被直接用于古代西亚文献研究中。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亚述学者詹姆斯·普理查德和威廉·哈罗先后主持出版的《与旧约圣经有关的古代近东文献》和《经文补编——来自圣经世界的经典文献》，收录了出土自埃及、两河流域、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用象形文字、楔形文字、阿拉米字母文字书写的文献。文献选取标准是与《圣经》文本有关联，各篇标注对应的《圣经》章节，其结构、文献译名以及一词一句的注释方式，均体现了《圣经》的阐释学传统。
古代西亚文明遗产研究是亚述学、赫梯学研究中一个长盛不衰的主题，西方学界一般注重研究其对西方文明的贡献。1872年12月，大英博物馆馆员乔治·史密斯宣布他在楔形文字泥板中发现了大洪水的故事，故事中记载了传说中人类最早的家园——伊甸园的所在，记载了大洪水前已经存在的城市。他指出故事所体现的艺术和科学是希腊人的，因此是“我们自己的”。以此为牵引，学界展开了深入研究，此处仅举三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成果：美国亚述学者塞缪尔·克雷默所著《历史始于苏美尔：人类历史上的三十九个第一》总结了苏美尔文献中的有关记录，从政府和政治、教育和文学、哲学和道德观、法律和公正观、农业和医药知识等角度阐述苏美尔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显然，其主题选择更侧重于西方视角，而且参照文献大多来自《圣经》。威廉·哈罗在《现代西方制度的古代源头》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的目标是展现古代近东人的发明创造和思想观念如何留存至今……在何种程度上现代西方仍然受益于古代近东。英国学术院院士、亚述学者斯蒂芬妮·戴利的《美索不达米亚的遗产》用一半以上的篇幅探讨古代两河流域文明与希腊文明的关联。据此，古代西亚文明与古典文明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西方古典传统中的古代西亚文明
地中海地区是西方古典文明的核心区域。东地中海将该区域的三大文明——古代西亚、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彼此分开，又使它们连成一体。在很长一段时间，东地中海先民在宇宙观、世界观与人生观，国家与王权观念，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文化认同标准以及生产生活方式、习俗等多个方面并没有大的区别。换言之，东地中海地区应处于一个共同的生存圈，经历了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轨迹，表现出诸多相似性。美国全球史研究者勒芬·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过，“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
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与蛮族人对立的观念似乎预示了地中海开始成为东西方文化的分野或界限。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说：希腊和波斯的敌对“是如此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思维中，以至于在神话领域中我们最热衷于阅读特洛伊战争和希波战争……是我们和蛮族人之间的战争催生了凯旋颂歌的诗歌形式”。伊索克拉底没有意识到的是，这段话中的神话、史诗、颂歌传统恰恰来自古代西亚的文化传统。
古代西亚、埃及等东地中海地区居民对世界、宇宙、人类的认识是古希腊哲学家的知识来源。在古希腊神话、赫西俄德的《神谱》、《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中，有关证据比比皆是。古代西亚文明对古典文明的滋养是多方位的。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帝国的皇帝接受了所谓“东方”的君主制度，接受法典传统。作家和诗人们不停地引用来自“东方”的神话体系和文学母题。学者们借用来自“东方”的预兆和占卜体系等。美国亚述学者马克·范·德·米鲁普所著《希腊前的哲学——古代巴比伦对真理的追求》研究了巴比伦《创世史诗》、词表、预言和占卜、法律等传统，从历史哲学、思想观念等不同角度解读了古代两河流域先民的历史经验及其给予希腊哲学的滋养。
对于西方古典文明的定位，比利时历史学家马尔塞尔·德提埃讷的认识十分清醒，他说：古代希腊是人类过去的一部分，它属于由各古代社会，诸如两河流域、中国、埃及和吠陀印度所组成的整个群体。古代西亚文明经验的积淀给予了西方古典文明深厚的滋养，为西方古典文明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留存在西方古典传统和《圣经》传统中零星的古代西亚文明的印记，成为近代西方重新发现、复原古代西亚文明的知识基础，在西方科学体系下创建了具有鲜明“西学”特征的亚述学和赫梯学。古代西亚文明与西方古典传统之间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表明，拓展古典学研究的范畴，赋予古典学研究更大的空间，将成为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着眼点。
（作者：刘健，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